结合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谈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

一、《刑罚的宽和》章节核心内容梳理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七章《刑罚的宽和》中，围绕“宽和刑罚更能实现预防犯罪目的”这一核心命题，构建了系统的刑罚观，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三个维度。

从刑罚威慑力的本质来看，贝卡里亚明确提出“刑罚的必定性优于严酷性”这一突破性观点。他认为，促使公民放弃犯罪的关键，并非刑罚带来的极致痛苦，而是“犯罪必然会受罚”的确定性——即便刑罚强度适中，只要司法官员严格履职、法官铁面无私，就能形成稳定的威慑效果；反之，即便刑罚残酷，若存在“逃脱处罚”的可能性，公民仍会受利益驱动实施犯罪。例如，当盗窃行为大概率会被发现并判处有期徒刑时，即便没有死刑威慑，多数人也会因畏惧失去自由而放弃作案；但如果司法实践中大量盗窃案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即便规定死刑，也难以遏制盗窃频发。

在刑罚强度的边界界定上，贝卡里亚强调“刑罚只需超过犯罪所得利益”。他指出，刑罚的正当性仅在于“阻止罪犯再犯”与“警示他人”，超出这一目的的刑罚均属“暴虐”。具体而言，刑罚强度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确保“犯罪所得利益＜刑罚恶果”，这里的“恶果”既包括刑罚本身的痛苦，也包括犯罪行为导致的利益丧失；二是避免“过度惩罚”，即不能为了威慑而采用超出必要限度的酷刑。例如，对于诈骗1万元的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并追缴违法所得已足以实现惩戒目的，若额外施加肉刑，则明显违背宽和原则。

从残酷刑罚的负面影响来看，贝卡里亚深刻揭示了其对法治体系的双重破坏。一方面，残酷刑罚会导致“犯罪与刑罚失衡”——人类对痛苦的耐受存在生理极限，当刑罚突破这一极限后，面对更严重的犯罪（如连环杀人），立法者将无更重刑罚可用，最终陷入“刑罚升级但威慑失效”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严酷刑罚会催生“犯罪不受处罚”的现实困境——过于残忍的刑罚违背人类基本情感，难以被社会长期接受，要么因公众抵制而形同虚设，要么迫使立法者频繁修改法律，破坏法律的稳定性。贝卡里亚以“轮刑”为例，指出这类酷刑在长期实践中，其威慑力逐渐等同于普通监禁，却始终无法解决“重罪无重刑可施”的问题。

二、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双重维度理解

（一）法律本意：以“犯罪危害”为核心的比例性正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法律本意，本质是贝卡里亚“刑罚与犯罪相对称”思想的制度化体现，其核心是“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标尺，配置相应强度的刑罚”，具体包含三层逻辑。

从立法层面看，它要求建立“犯罪 - 刑罚”阶梯体系。正如贝卡里亚在第六章《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中提出的，应根据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程度，构建从“轻微非正义行为”到“毁灭社会行为”的犯罪阶梯，同时对应从“财产刑”到“长期苦役”的刑罚阶梯，确保“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比例关系。我国《刑法》分则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例如，同样是侵犯财产罪，盗窃1000元（数额较大）可能判处拘役，而盗窃10万元（数额巨大）则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二者的刑罚差异直接对应犯罪危害程度的不同。

从司法层面看，它要求法官综合考量“罪行轻重”与“人身危险性”。罪行轻重主要通过犯罪手段、危害结果、主观恶性等客观因素判断，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罚重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人身危险性则需结合被告人的前科记录、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综合评估，如初犯偶犯的刑罚通常轻于累犯惯犯。这种考量既避免了“唯结果论”的机械司法，也防止了“主观归罪”的随意性，符合贝卡里亚“刑罚应针对行为而非意图”的观点。

从价值层面看，它是实现“预防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关键。贝卡里亚认为，宽和的刑罚能让公民感受到法律的正义性而非暴虐性，从而主动遵守法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限制刑罚强度，避免了“惩罚过度”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同时通过精准惩戒，确保刑罚对潜在犯罪的警示作用。例如，对酒后驾驶行为，根据血液酒精含量区分“酒驾”（行政处罚）与“醉驾”（危险驾驶罪，拘役），既防止了“轻罪重罚”，也明确了法律红线，有效遏制了酒驾行为蔓延。

（二）律师视角：作为权利辩护与程序监督的核心依据

从律师实务角度，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是司法裁判的准则，更是辩护工作的核心抓手，其价值体现在两个关键环节。

在量刑辩护中，它是论证“刑罚过度”的直接依据。律师需从“罪行匹配”与“情节考量”两个维度展开辩护：一方面，审查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刑罚建议是否匹配，例如，若控方以“抢劫罪”指控被告人，但证据仅能证明“抢夺”（无暴力胁迫），则需指出抢劫罪的刑罚（3年以上有期徒刑）与抢夺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差异，主张适用更轻的罪名；另一方面，挖掘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如自首、立功、退赃退赔等，论证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应适用较轻刑罚。例如，在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人系初犯，盗窃后主动退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律师可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张判处缓刑而非实刑。

在程序监督中，它是质疑“量刑不公”的重要工具。实践中可能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如相似情节的诈骗案，甲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乙地法院却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时律师可援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比类案裁判文书，指出量刑差异超出合理范围，要求法院说明量刑理由。此外，对于控方提出的“过重量刑建议”，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建议判处重刑，律师可依据该原则，强调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刑罚应侧重教育挽救，而非单纯惩戒。

三、结合有限刑事办案经验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践认知

笔者从业3年，主要处理民事案件，仅参与过少量抢劫、酒驾类简单刑事案件，有限的经验反而让笔者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了更具体的感知——它并非抽象的法律条文，而是贯穿于案件细节中的“正义标尺”，尤其体现在两类案件的处理中。

在酒驾案件中，笔者深刻体会到“情节差异决定刑罚轻重”的合理性。酒驾案件看似简单，但血液酒精含量、是否造成事故、是否有前科等情节，会直接影响刑罚适用：例如，同样是醉驾（血液酒精含量≥80mg/100ml），若被告人酒精含量为85mg/100ml，无事故、系初犯，且当庭认罪悔罪，法院可能判处拘役1个月并适用缓刑；若被告人酒精含量达200mg/100ml以上，且发生交通事故致人轻微伤，则可能判处拘役3个月且不适用缓刑。这种差异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前者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刑罚侧重警示；后者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刑罚需体现惩戒。在参与某起酒驾案件辩护时，笔者通过提交被告人的社区表现证明、酒精含量检测报告等证据，论证其人身危险性较低，最终法院采纳了缓刑建议，这让笔者意识到，即便是简单刑事案件，精准挖掘情节差异也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关键。

在抢劫案件中，笔者观察到“罪名认定与刑罚匹配”的重要性。笔者参与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因经济困难，临时起意抢夺他人手机（价值5000元），过程中未使用暴力，仅因被害人反抗而轻微拉扯。控方最初以“抢劫罪”（量刑3年以上）指控，但笔者通过分析证据，指出被告人无“暴力胁迫”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未造成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更符合“抢夺罪”（量刑3年以下）的构成要件。最终，控方变更起诉罪名，法院以抢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这一案例让笔者认识到，准确认定罪名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前提——若将抢夺误定为抢劫，即便量刑时从轻，也会导致“罪刑失衡”，违背原则本意。

有限的经验也让笔者发现自身在理解该原则时的不足：一方面，对复杂案件的“人身危险性”评估能力不足，例如，在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中，如何结合被告人的地位、作用、悔罪表现等综合判断刑罚，仍需进一步学习；另一方面，对类案检索的运用不够熟练，难以精准对比相似案件的量刑差异，导致在论证“量刑不公”时缺乏有力支撑。未来，笔者需通过学习典型案例、参与更多刑事辩护实践，不断深化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将其更好地运用于实务工作中。

综上，贝卡里亚的“刑罚宽和”思想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提供了理论根基，而司法实践则让这一原则从理念走向具象。无论是立法者、司法者还是律师，都需以“犯罪危害”为核心，以“宽和、精准”为导向，确保刑罚既实现惩戒目的，又保障公民权利，最终实现贝卡里亚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法治目标。

作者：邹杨，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硕士学历背景，注册会计师，经济师，高级合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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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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