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百名刑辩领军人才培训班第五次课后作业要求：阅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七章《刑罚的宽和》，可以结合自身实务经验，谈谈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

从贝卡利亚思想到实务践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再解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帝王原则”之一，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原则并非凭空产生，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七章《刑罚的宽和》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刑罚的威慑力源于“必定性”而非“严酷性”，刑罚需与犯罪实质对应，多余的刑罚即暴虐。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将结合贝卡利亚的理论与实务经验，谈谈对这一原则的理解。

    一、罪责刑相适应的核心：拒绝严刑威慑，追求精准匹配

    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宽和》中深刻指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而严峻的刑罚会让罪犯为规避一次处罚而犯下更多罪行。这一观点直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核心是精准匹配，而非以重刑换震慑。

    这种“精准匹配”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

    其一，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匹配。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如诈骗金额大小、伤害后果轻重、是否造成公共利益损害）、犯罪形态（既遂与未遂、预备与中止）、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主犯与从犯），直接决定了刑罚的基准线。例如，同样是故意伤害，造成轻伤与造成重伤的刑罚必须有明确区分；同样是盗窃，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未遂犯，刑罚应轻于已既遂的罪犯。

    其二，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匹配。行为人是否为初犯、偶犯，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节，是否认罪认罚、主动退赃退赔，甚至其犯罪动机（如义愤犯罪与预谋犯罪），都反映了其再犯罪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刑罚调整项的关键依据。例如，初犯因一时冲动致人轻伤，若主动赔偿并获得谅解，其刑罚应显著轻于多次伤害他人且拒不认罪的惯犯。

    贝卡利亚所批判的“酷刑逻辑”，恰恰是背离了这种“精准匹配”。要么刑罚远超行为危害（如小偷小摸判重刑），要么无视人身危险性差异（如初犯与惯犯同罚），最终只会削弱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背道而驰。

    二、实务落地的三重困境：从理论到实践的差距

    在刑事辩护实务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常面临三重典型困境，而贝卡利亚的理论恰恰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困境一：“唯结果论”主导，轻情节考量

   部分办案机关容易陷入“结果至上”的思维定式。仅以犯罪数额、伤害等级等客观结果作为量刑核心依据，忽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事后补救等关键情节。例如，同样是职务侵占5万元，一名初犯在案发后3天内全额退赃、真诚道歉，另一名惯犯挥霍赃款且拒不认罪，若二者量刑仅相差数月，显然违背了“人身危险性与刑罚匹配”的要求。

    这一困境正是贝卡利亚所警示的“犯罪与刑罚对应失衡”。我曾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因被害人长期辱骂挑衅，临时起意致其轻伤（二级），检察院最初建议量刑1年6个月且无缓刑。我们在辩护中重点强调三个情节：一是被害人先动手，被告人属防卫过当；二是被告人无任何犯罪前科，系初犯；三是案发后48小时内赔偿被害人20万元，取得书面谅解且认罪认罚。最终法院采纳意见，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这一结果的本质，就是从“只看轻伤结果”转向“结果+情节”的综合评价，既保证了“犯罪必受罚”（贝卡利亚强调的“必定性”），又实现了“罚当其罪”（刑罚适度性）。

    （二）困境二：“同案不同判”，量刑均衡性不足

    因量刑指导细则执行不统一、地区司法习惯差异，实务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同样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A地区对“退赃50%的中层管理人员”可判处缓刑，B地区却要求退赃80%才予从轻，这种差异会让当事人质疑法律是否公平。

    贝卡利亚曾预言：“若一国将他国的重刑照搬，只会推动本国刑罚进一步残酷化”。这种量刑失衡本质上破坏了刑罚的必定性，当事人会认为刑罚轻重取决于运气（地区、法官），而非自身行为，进而削弱法律的威慑力。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辩护中常通过两种方式破局：一是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近3年同地区、同罪名、同情节的类案，用生效判决论证量刑应保持一致；二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明确“退赃比例、作用地位”对应的从轻幅度。我曾办理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被告人系中层管理人员且退赃30%，我们提交了5份同地区退赃30%判缓刑的类案，最终法院采纳意见，避免了同案不同判。

    （三）困境三：“重刑依赖”思维，忽视刑罚适度性

    尽管“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但部分办案人员仍存在重刑更有效的认知，认为刑期越长，对犯罪的威慑力越强。例如，对刚达立案标准的轻微经济犯罪，仍建议判处实刑，忽视“轻刑即可实现预防目的”的现实。

    这正是贝卡利亚批判的“残酷刑罚误区”，文中提到“刑罚最残酷的时代，往往是犯罪最血腥的时代，心灵会随刑场残酷而麻木，轮刑的威慑力终将等同于监禁。”实务中，过度依赖重刑不仅造成刑罚过剩，还会导致当事人回归社会困难、家庭破裂。我曾参与办理一起职务侵占案：被告人侵占公司3.2万元（刚达立案标准），系初犯且全额退赃获谅解，检察院最初建议6个月实刑。我们辩护时提出：判处缓刑既能让被告人承担责任，又能使其回归社会支撑家庭，符合宽严相济政策；若判实刑，不仅多余，还会造成社区矫正资源浪费。最终法院判处缓刑6个月，实现了惩罚与预防的平衡。

    三、刑辩律师的角色：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践行者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推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落地，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核心职责。结合实务经验，我们主要通过三个路径实现这一目标：

    （一）深挖人身危险性情节，实现主观匹配

    人身危险性是量刑的关键调整项，我们会全面梳理案件细节，挖掘从轻、减轻情节：一是审查是否存在自首（如主动到案，即使初期不认罪，后续认罪仍可能构成自首）、立功（如检举他人犯罪、协助抓捕同案犯）；二是核实是否为初犯、偶犯，有无家庭特殊困难（如唯一经济来源）；三是确认退赃退赔的及时性与真诚度（如是否主动联系被害人道歉、是否超额赔偿）。这些情节的挖掘，往往能大幅降低量刑，确保“刑罚与人身危险性匹配”。

    （二）精准论证行为危害程度，实现客观匹配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是量刑的基准线，我们会从犯罪构成要件出发，弱化不必要的刑罚评价：一是论证犯罪形态（如未遂、中止，未造成实际损害）；二是明确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如从犯、胁从犯，仅起辅助作用）；三是分析法益侵害程度（如挪用资金未用于非法活动，且及时归还，未给企业造成损失）。通过这些论证，让办案机关认识到“行为危害较轻，无需重刑”。

    （三）以程序正义护航实体正义，杜绝刑罚过剩

    贝卡利亚曾痛斥“刑讯逼供、刻意设置繁琐程序”是对人性的践踏。实务中，程序违法（如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往往导致量刑过重（如非法口供被采信，进而认定 “认罪态度差”）。我们会严格审查证据合法性：一是查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核实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如当事人伤情、讯问时长）；二是审查搜查、扣押手续（如搜查证是否合法，扣押物品是否与案件相关）；三是核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矛盾点。若发现程序违法，及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避免“程序不公导致的量刑失衡”。

    四、结语：传承贝卡利亚思想，守护“罚当其罪”的正义

    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宽和》中强调：“法律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非报复犯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正是这一思想在现代刑法中的具象化。它要求刑罚既不过轻（无法威慑犯罪），也不过重（造成刑罚过剩），而是精准锚定犯罪危害与人身危险的双重标尺。

    在刑事辩护生涯中，我既见过因量刑失衡陷入绝望的当事人，也见证过通过辩护让刑罚回归适度的欣慰时刻。我始终认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不仅是司法公正的底线，更是宽和法制的必然要求。它让法律不再是残酷的工具，而是公平的度量衡，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感受到犯多大错，受多大罚的正义。这既是贝卡利亚思想跨越两个世纪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我们刑辩律师始终坚守的职业方向。

作者：邢亮律师，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南京市江宁区律师行业团工委书记、南京市律师协会青年律师专门委员会委员、建设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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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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