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中，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现代刑法中对单位犯罪的单罚制事实上承继了上述海瑞所述的“公罪不究”精神，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它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当个人以组织（单位）的名义行事时，法律责任应如何在组织与个人之间进行分配？

一、罗马法的视角：社团理论与“法人无犯罪能力”

在罗马法中，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单位犯罪”概念，但其关于法人的理论为后世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社团的拟制人格：罗马法承认团体（如城市、社团）可以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可以拥有财产、订立契约、进行诉讼，这是一种“拟制人”的理论。

“法人无犯罪能力”原则：罗马法有一句著名的法谚：“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社团不能犯罪）。其核心思想在于：道德责任的缺失。犯罪需要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而法人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拟制体，没有肉体、没有心智，因此不具备独立的犯罪意图。

责任归于个人：任何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归根结底是背后的自然人所为。因此，应当追究的是具体决策和执行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而非这个抽象的“法人”本身。

罗马法的立法目的：明确责任的最终归属，防止个人利用法人的外壳来逃避罪责。它强调 “行为刑法” ，即惩罚的是有血有肉、有主观恶意的人的行为。

二、中国法制史的视角：从“公罪”到“单位犯罪”的演变，中国古代法律很早就注意到了集体行为中的责任划分问题

（一）古代国家治理的考量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在古代的法制环境下，“公罪不究”蕴含了深刻的古典法理智慧。其一， 区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将官员在履行公务、执行命令过程中产生的过错，与其为谋取私利而犯下的“私罪”严格区分开来。其二， 保护行政效率与官员能动性：如果官员因执行上级命令或出于公心办事，即便产生不利后果也要被严厉追究，将导致无人敢于任事，行政系统陷入僵化和保守。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三， 责任主体指向决策者：“公罪”的责任根源在于发出命令的决策者（即“主权者”或上级主管），而非执行的工具。因此，惩罚的矛头应对准决策者，对执行者则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中国法制史的制度背景

唐律及以降的“公罪”与“连坐”。以《唐律疏议》为例，设有“公罪”条目，《疏议》解释说：“私曲相须。公事与夺，情无私曲，虽违法式，是为公坐。”对因公事致罪的官员处罚远轻于私罪。连坐与集体责任：另一方面，在严重的政治犯罪或群体性犯罪中，中国古代法也实行“连坐”，追究长官的责任（如“监临主司”对下属犯罪知情不举要同罪），甚至株连整个部门或家族。这体现了一种 “组织体责任” 的萌芽，即组织负责人对组织内的秩序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曾言，“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在这种不可避免现实下，如果不区分“公罪”和“私罪”，官员们必将推诿搪塞，皇帝个人的意志在社会生活中将会很难顺利推行。

三、单罚制度立法目的的现代考量

其一，遏制组织化犯罪：现代经济活动中，以公司、企业等单位为外壳实施的犯罪（如走私、金融诈骗、环境污染）危害巨大，仅处罚个人不足以形成有效威慑。必须让单位本身承受财产刑的痛苦，剥夺其犯罪能力。

其二，“责任人员”即“单位意志”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实质上认为，这些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行为，完全代表了单位的犯罪意志。惩罚他们，就等于惩罚了单位的“大脑”和“手足”。单位作为一个抽象实体，其刑事责任已通过惩罚其核心成员而得以实现和消弭。

其三，避免“双重惩罚”的负效应：在某些特殊领域（特别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如果对单位本身判处罚金，可能导致严重的负面社会效果。例如：一个市长（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了地方GDP而强令违规批准污染项目，构成单位犯罪。如果对该市政府判处罚金，这笔钱最终来源于地方财政，即全体纳税人的钱。这相当于让公共利益为个别决策者的错误“买单”，造成了惩罚对象的错位，损害了无辜公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惩罚决策的市长和相关执行官员，是更公正、更有效率的选择。这完美地呼应了海瑞“公罪”追究决策者的古典智慧。

其四，刑法谦抑性与最后手段性：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当惩罚个人足以达到惩戒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时，就没有必要再对组织体施加额外的刑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成本。

对“公罪不究”的扬弃与发展：古代“公罪不究”保护的是整个官僚体系，有时会沦为官员渎职的护身符。而现代刑法“仅处罚责任人”的原则，则是在承认行为“公”的性质的同时，精准地追究其源头的个人责任。它不是“不究”，而是 “精究” 。它保护的是单位的正常存续和公共利益，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滥用职权、以公谋私（或造成公害）的个人。

结语

从海瑞的“公罪不究”到罗马法的“社团不能犯罪”，再到现代中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制度，法律始终在探索集体行为中个人责任的边界。立法目的的演进，是从维护统治效率、到强调个人罪责、再到综合平衡组织责任与个人责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组织化犯罪。处罚规则中“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设计，是一种高度精细化的法律技术。它既继承了古典法律中“追究决策者”的智慧，又避免了惩罚抽象实体可能带来的不公与负效应，体现了现代刑法责任主义、罪责自负和刑罚人道主义的深刻融合。这一原则告诉我们，法律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人。无论组织的面纱多么厚重，其背后作出选择和行动的自然人，才是法律归责的最终落脚点。

作者：金彦有，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江苏省商业联会风控合规委员会理事，德审法律应用研究院公司法研究员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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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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