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枷锁与自由之间

——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中明确指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应该包含的：一是刑法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暴虐的。”这一论断揭示了刑罚的本质目的并非无限度的报复，而是通过必要的、适度的威慑来预防犯罪，这也与我在实务中所体会到的深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相契合。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在辩护时经常会面临如何平衡犯罪危害与刑罚轻重的难题。一方面，从人本身的道德情感的角度，会对犯罪嫌疑人持批评的看法，天然的去评估其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尤其在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这类极易与被害人共情的刑事案件中）；但另一方面，从律师执业道德和纪律层面，犯罪嫌疑人是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应当为减轻其刑罚而辩护，从而去考量如何减轻刑罚，这样一来，就容易陷入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仿佛在道德情感与职业责任之间被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然而，贝卡利亚的理论让我意识到，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报复心理，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全，预防犯罪的再次发生。在实务中，不应仅仅着眼于对犯罪嫌疑人的谴责，更应关注如何通过合理的辩护，使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过分严苛，也不过于宽纵。这既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维护，某种意义上是刑法与刑诉法之间的平衡，这也让我们在枷锁与自由之间找到一条更为理性的道路。

贝卡利亚强调刑罚的必定性比严酷性更重要：“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意味着司法体系应当确保犯罪行为必然受到追究，而不是单纯依靠加重刑罚来威慑犯罪。实务中，早年会出现因侦查机关取证不足、司法资源有限而导致刑罚的必定性无法实现的情况，这反而削弱了法律的整体威慑力。但这种情况正随着公检法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而逐年减少，现在不仅在实体上难以找出公检机关的漏洞，程序上也难以找出，当然这对我们刑辩律师来说更具挑战性。

关于刑罚人道主义，贝卡利亚认为刑罚应当尽可能人道，反对任何形式的酷刑和不必要的痛苦。这一观点在现代刑法中体现为“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即刑法应当作为社会惩治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应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贝卡利亚讲道：“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这让我联想到曾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社会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因一时冲动犯下轻罪，却因面临重刑而铤而走险。俗话说“乱世用重典”，但这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治理方式，如上世纪严打时期，这句话在当今社会已不再适用，刑罚的适度与宽和，反而是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正如最近几年在刑法理论界提倡的“轻刑化”，张明楷教授、周光权以及刘艳红教授等人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当下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化实施，恰为刑罚必定性与人道主义提供了制度载体。通过程序简化强化了“犯罪必罚”的司法预期，又借助量刑协商机制实现刑罚的个体化裁量。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可以通过运用专业理论知识与公检法机关沟通，促使司法机关在法定幅度内选择最符合刑罚目的的刑种与刑期。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为犯罪嫌疑人争取合理刑期时，本质上是在推动刑罚实现贝卡利亚设想的理想状态：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稳固的秩序重建。在每一次的量刑辩护中，那道无形的枷锁正逐渐转化为守护司法公正的天平支点，让我们在法律这一的理性领域里，真正获得职业价值的自由。

作者：李俣然，江苏泰坤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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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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