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在分析单位犯罪为何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概念中获得启发。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清官海瑞在审讯时援引了一条明代律法原则：“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或轻究）”。这为我们理解现代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照。

所谓“公罪”，在明代语境下，指的是官员因执行公务、遵从上级命令而触犯律法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行为人的动机并非谋求私利。
这条规则背后有其深刻的治理逻辑：保障行政效能：若每一位政策执行者都因贯彻朝廷或上级指令而面临被追究的风险，那么官僚系统将陷入“多干多错、不干不错”的惰政状态，国家机器难以运转。责任向上归因：它隐含地认为，决策者的责任重于执行者。执行者被视为体制内的一个环节，其行为由组织驱动，故不应承担首要责任。
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主要采取“双罚制”（既罚单位又罚个人），部分情况下采用“单罚制”（只罚个人）。但无论哪种，其焦点都精准地落在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身上。
现代法律做出如此规定，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单位无独立意志：公司、企业等单位是法律拟制的实体，其本身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必须通过具体的自然人来形成和实现。责任必须人格化：刑罚的最终承担者只能是自然人。因此，法律需要“穿透”单位的组织形式，直接找到并惩戒那些将单位犯罪意图变为现实的关键个体。
将“公罪不究”与现代规定对比，我们能看到法律思想的显著演进。两者都意识到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组织性力量。它们都试图避免“一刀切”的株连，承认在庞大的体系或组织中，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参与者等同视之。“公罪不究”是向下豁免。其本质是一种统治术，通过保护中下层执行官员来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但这种“豁免”是笼统的，可能导致决策者逍遥法外，而执行者在权力倾轧中成为替罪羊。“处罚责任人”是向上追溯。其逻辑是，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谁是犯罪的决策者、指挥者，谁是关键的、知情的执行者，谁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体现了“谁行为，谁负责”的现代法治原则。
在古代，“奉命行事”几乎是主张“公罪不究”的充分理由。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明知指令违法却仍然执行，不仅不能免责，反而会让自己成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受到惩处。这要求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法律判断能力，不能再盲目地以“上级命令”作为推卸个人责任的借口。

从“公罪不究”到“处罚责任人”，反映了法律从服务于统治效率的工具，演进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准绳的历程。古代的规则是为了系统稳定而豁免执行阶层，其责任界定是模糊的。现代的规定则是为了社会公正而精准拆解责任，直指组织犯罪的核心。它清晰地宣告：单位的“集体决策”外壳，无法包裹个人的犯罪意图与行为，法律最终惩戒的，永远是那个滥用职权或积极实施犯罪的自然人。这种转变，正是法治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张卓，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现为南京市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人工智能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团委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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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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