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李某珠被害引爆了全民对互联网服务安全性的焦虑，随即展开了一场对滴滴公司的声讨，滴滴公司的道歉声明并没有平息大家的愤怒，不同的视角将这场讨论延伸至各种维度，其中法律人更多关注的是滴滴公司的责任问题。

17个月前，2016年12月，深圳市发布《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除了对网约车车型、排量、轴距等做了规定，还要求网约车驾驶员符合以下条件：具有本市户籍或者持有有效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持有有效的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且驾驶证载明的初次领证日期至申请之日已满3年；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无暴力犯罪记录；申请之日前3年内无被吊销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的记录。当时这些规定也引起了广泛的负面讨论，甚至被戏称为征婚条件。

当年对“深圳户口”的批评主要担心的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现在对滴滴公司的声讨似乎又立足于监管不足。对市场的监管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不能将监管仅仅停留在“深圳户口”上。

我不否认李某珠遇害是一起个别事件，也不认同用“理性制高点”去评价“道德制高点”的言论。我不同意一些为滴滴公司辩护的观点，也不想看到监管部门借机满街查网约车的场景。这不是简单的市长和市场二元对立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后，如何建立度服务行业、服务人员的信用评价体系。今天的李某珠遇害案和不久前的杭州保姆纵火案都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闲置资源的使用权交易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趋势谁也阻止不了。在共享经济时代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悲剧，可能要从两方面求解：

1、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要放弃隐私权，建立全方位的数据评价体系，确定服务人员的可靠度。

2、建立用户数据的保护制度，严惩平台企业滥用用户数据的行为。

方便（经济）与安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可兼得，我们需要的是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不突破安全性这一底线的前提下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服务。

作者简介

江苏东台人，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南京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曾获得南京市十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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