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1.甲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合同诈骗罪？（两罪名均需陈述理由）；2.如A公司控告，如何收集控告时必要的证据材料？

一、甲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一）A公司与B公司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涉案货款是A公司财产

A公司与B公司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二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

后，B公司依约支付定金，A公司发货，B公司最终取得了对应的货物。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A公司与B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涉案货款是本次A公司向B公司出售货物，应得之对价（合同价款）。

A公司承担给付货物义务后，享有收到货款的权利。

故，B公司给付的500万元货款只能属于合同当事人A公司所有。

（二）甲充分利用了A公司的“职务”，积极策划，实施侵占行为

首先，甲是A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美洲片区业务拓展和联系。

其次，甲积极促成A公司与美洲的B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达成合作共识。其中，甲具有销售、促成买卖合同的职责。

第三，甲刻意创立与A公司名称相似的C公司，容易让人认为二者存在关联。

第四，甲在尾款支付过程中，继续以A公司销售经理的名义，假意代表A公司向B公司作出变更支付账户的通知。

甲系“A公司销售经理”，这一职务身份和相应的职务行为，足以使B公司产生错误认识，这是一切之所以“合理”的最重要的因素。据此，才能获得B公司的初步信任；再借助《买卖合同》意向建构、合意达成、合同签订过程中之工作付出。获得了B公司的“信任基础”。

最终，B公司在收到甲的通知后，毫不怀疑，并根据甲的安排将剩余货款打入C公司账户。

申言之：

1. 甲亦充分利用了“A公司销售经理”的职务身份，作出了职务行为，积极策划，具体实施截留、侵占本单位财物的犯罪行为，具有侵占的直接故意。

2. 甲与A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关系，B公司有充分理由信任自己是在履行与A公司的合同义务。

（三）甲将涉案货款非法占为己有，获得非法利益

涉案货款是明确的、数额确定的财产，根据《买卖合同》应当由A公司所有。

现有证据证明，甲将涉案货款截留、转移到自己注册的C公司，后占为己有，并已挥霍殆尽，甲获得了非法利益，完成了侵占行为。

（四）甲违背了雇员与雇主间的信赖关系且对公司生存发展具有侵害性

职务侵占罪隐含着二个特殊保护：一是对公司这种经济组织生存发展的特殊保护；二是对雇员和雇主间信赖关系的特殊保护。

如果没有前述两种保护，则行为人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甲作为A公司的销售经理，非法攫取本单位财物（A公司应收账款，500万元货款），数额巨大，这种行为成立职务侵占罪。

小结：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是甲，甲系A公司的销售经理，甲促成A公司与B公司达成《买卖合同》。B公司有充分的理由信任甲充当了A公司代理人的角色。

后，甲利用了自己A公司销售经理的职务身份和职务行为，以与A公司名称相似的C公司，作为收取货款的单位，B公司有理由相信甲的行为有代理权。

从而，本案也存在表见代理关系，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A公司承担。A公司是本案（民事上与刑事上）的被害人。

A公司自身要承担民事责任，同时，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了被代理人（本单位，A公司）的财物（应收账款，货款500万元），应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甲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本案中，甲实施了“以邮件形式，假意代表A公司通知B公司变更尾款支付账户至自己注册的C公司”的“欺骗”行为，导致A公司500万元货款损失。

这是一个“三角形”欺骗模式。

职务侵占罪与合同诈骗罪都存在以欺骗方式获利，但在这种“三角形”欺骗模式中，仍然存在本质区别。

（一）二种解释，可能导致有论者认为本案构成普通诈骗罪

观点一：本案构成三角诈骗。

本案中，甲利用了自己是A公司销售经理的职务便利和职务行为，让B公司轻信，而将应当属于A公司的应收账款500万元（涉案货款）交付给了实际由甲控制的C公司，使得A公司蒙受严重经济损失。甲已将500万元挥霍殆尽。

这其中，（1）被骗者是B公司；（2）处分的对象是属于A公司的应收账款（货款）500万元；（3）财产处分人是B公司；（4）被害人是A公司；（5）非法占有并获利者是甲。

“被骗者”与“处分被害人财产者”同一，“被骗者”与“被害人”不同一。本案符合“三角诈骗”的本质要素。

观点二：本案系传统的二者间诈骗。

涉案货款应当进入A公司账户，但未进入，被害人是存在给付行为的B公司，甲对B公司实施了诈骗，故仅涉及传统的二者间的诈骗。

以上解释，可能导致，有论者认为本案构成普通诈骗罪。

笔者并不认同前述观点，上述观点，忽略了下列三组个案特殊性。

（1）甲是A公司的“销售经理”，负责美洲片区，该货款的截留、侵占，与甲自身的职务身份、职务行为、业务过程，存在紧密关联。

（2）本案存在的“表见代理”关系。

（3）本案侵犯的系复合型法益（信赖关系与财产权益）。

如果不存在前述三组个案特殊性，本案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果不考虑前述三组个案特殊性，立法创设此罪与他罪的正当性何在？

（二）本案不符合特别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作为特别法的“合同诈骗罪”，当以“合同”作为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但，本案并不存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要素。

其一，涉案《买卖合同》被实际履行，合同秩序未被破坏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买卖合同》，B公司自给付定金后，A公司即向其发货，作为购买者的B公司交换目的已经达成。

《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权利、义务履约与合同约定一致，系有效交易，未破坏合同秩序。

其二，甲以邮件形式通知变更支付账户，该通知是单务行为，没有利用经济合同实施诈骗

甲“以邮件形式，假意代表A公司通知B公司变更尾款支付账户至自己注册的C公司”，尽管欺骗了B公司，将尾款错付至C公司。但是，涉案邮件仅是甲擅自以A公司的名义，对B公司作出单方面通知，变更尾款给付账户，系单务行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起码是“具有市场性”的，存在“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合同主体各有履约义务，各享相应权利。

而甲的手段行为，仅是单方面作出了“通知”，不存在利用经济合同实施诈骗，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

小结：笔者认为应当重视涉案《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可能存在的“表见代理”这一法律事实，本案被害人是A公司，甲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欺骗手段，实施职务行为，造成本单位财产受损，数额巨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

三、必要证据收集

（一）证明甲身份的证据材料

（二）证明甲故意骗取A公司500万元货款的证据

（三）证明甲非法占有，逃避法律责任的证据

董谦

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南京江北新区第二届法治观察员（2024-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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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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