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里郑州顺风车乘客遇害案，随着案件信息的逐步曝光，犯罪嫌疑人已死的事实得到确认，大家的关注点逐步聚焦到“滴滴”作为网约车平台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之上。事实上，虽然滴滴发文表示“主动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但实际上无论是“顺风车”交易中的网约车平台的居间人身份，还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于“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都使得网约车平台“应有的法律责任”变得不那么明朗。

在后续的民事赔偿案件中，滴滴公司究竟是应当比照快车、专车“承担承运人责任”，还是仅就其过错程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还是因公开受害人个人信息造成损害而承担网络侵权责任？这些都是民事赔偿案件问题中各方探讨的焦点。

然而，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规定，却也对受害人家属最终获赔至关重要，那就是《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的：“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刑事案件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规定。

很多法院在适用上述规定的时候，会以“被告已受刑事处罚，可以达到慰藉精神损害的目的”为说理内容，来适用上述规定。然而，上述说法并不成立，刑罚的首要目的在于对犯罪行为的惩戒功能，而精神损害赔偿的首要目的是抚慰受害人一方，两者的功能和目的并不等同。公权力对犯罪行为的制裁，对于受害人一方精神上的痛苦的民事补偿，是两个平行的责任承担方式，无法相互抵消。如果认为被告受到了刑事处罚，受害人一方的精神痛苦就可以因此得到抚慰，那么就本案而言，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死亡，被追究刑事责任所能达到的最重刑罚也不过死刑，那么难道就可以说，受害人家属的精神痛苦现在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补偿吗？这明显是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是因为最高院经研究认为刑事被告人往往没有赔付能力，一旦判决后将无法实际执行，而被害方就会因此认为被告人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引起大量的上诉和信访；另一方面，被告人亲属也会因为无法使受害方满意，索性不再凑钱赔偿，使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赔偿，更加不利于被害方的利益保护。

但是，上述观点真的成立吗？

首先，判决能否实际执行，是否应该作为法院裁判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如果执行能力可以作为裁判考量的因素，那么除了刑事案件被告人之外，民事案件中无法执行、没有执行能力的被告比比皆是，按照上述观点，民事案件中是否也要引入新规定——对立案时发现被告无力执行的案件不予受理。这种观点无疑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考察被告人的悔罪诚意，却反过来靠降低受害人一方的补偿标准来实现合理吗？除了“没有赔付能力的刑事被告人”之外，也有不少家庭环境优渥、收入颇丰的刑事被告人，可能全部的死亡赔偿金等物质损失也不过就是他半年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方的精神痛苦恐怕完全无法获得抚慰。要知道，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抚慰金，除了正面补偿抚慰受害方的痛苦之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加害方体会同等的精神痛苦，来达到受害方的心理平衡。因犯罪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甚至应当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而升高，而不应该反过来要求被害方降低心理预期。

最后，关于是否更加不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这一点。确实，如果能够无法达到对方谅解的地步，被告人及家属赔偿的态度也许会相对消极。但是，降低被害人一方应有的获配额这种做法，反而更容易让被告人一方以补偿款相威胁。本来受害人一方依法应当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反过来变成了加害方的筹码，受害人往往只能通过谅解，才能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获得同等的赔偿。这样来看，被告人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竟然比一般的民事侵权还要处于优势地位。而在本案这种情况下，想要受害人的父亲为了精神损害赔偿而去谅解凶手，相信一般人都不会接受，此时，除了剥夺受害人家属获得精神抚慰的权利之外，该项规定又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刑事诉讼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最早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文件中，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规定。但即便在十年之前，北京一中院也曾作出(2007)一中民终字第9064号判决，在被告人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缓后，一审判决支持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的情况下，一中院终审判决又将赔偿额提高到30万元。虽然上述案件中被告方也曾主张过“已获刑事处罚为由，不应另判精神损害赔偿金”，但北京海淀区法院考虑到受害人父母老年失去独女的事实，还是判决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上述规定的合理性也是存在异议的。

回到本案中，涉案顺风车司机死亡，受害人家属追究其刑事责任已不可能。然而在民事索赔的路上，因是受到犯罪侵犯，人民法院对于赔偿精神损失的要求也可能不予支持。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没有遗产偿付的情况下，受害人家属如果向滴滴公司主张损害赔偿，不仅面临着前述网约车平台的责任承担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刑事案件中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就如同所有的强奸、故意杀人案件中的受害人一样，被害人家属的丧女之痛，精神上的巨大痛苦，都被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这个规定所否定。

希望最高院可以早日正视该《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这一规定的种种弊端，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作者：李佳政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品牌服务团队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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