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单位犯罪单罚制的适用反思与完善路径

一、单罚制的立法实践与适用边界
单罚制，指的是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不对单位本身进行处罚的模式。依照刑法第三十一条，这种处罚方式属于“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例外情形，也就是说，只有当分则条文明确规定时，才能采用这种处罚模式。
目前我国刑法分则中适用单罚制的罪名约有15个，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场景：
妨害国家机关职能的犯罪：如第三百九十六条的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以及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部分情形。这类犯罪的主体多为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若对单位判处罚金，可能影响其公共职能的正常履行，因此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破坏单位内部管理秩序的犯罪：例如第一百六十一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等。此类行为主要危害单位自身管理秩序，通过处罚责任人员即可实现惩戒与预防目的。
单位主体不适格的犯罪：以第一百三十七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为例，其犯罪主体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但实践中这些单位可能因破产、注销等原因丧失财产能力，无法承担罚金刑，故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单罚制的立法考量主要包括：单位若为国家机关或公益组织，处罚单位可能损害公共利益；部分单位缺乏独立财产，罚金刑难以执行；犯罪系责任人员滥用职权所致，单位本身无过错；避免国有单位“自我处罚”的逻辑矛盾——若对国有单位判处罚金，最终仍由国家财政承担，惩戒意义有限。
二、单罚制的理论分歧
围绕单罚制的合理性，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两种对立观点：
    肯定说认为，单罚制的存在有其现实必要性。在部分案件中，单位本身也是犯罪受害者，犯罪行为完全是直接责任人员滥用职权的结果，此时处罚单位既无必要也无法实现预防效果。例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多为国家机关，若对单位追责，可能干扰其正常履职，反而损害公共利益。
否定说则指出，仅处罚责任人员而放过单位，难以实现震慑与教育的双重目的。当前不少单位犯罪中，单位已沦为责任人员的“犯罪工具”，本质上暴露出单位制度失效、规章形同虚设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单罚制可能催生“替罪羊”现象——单位通过牺牲基层员工，掩盖高层责任，尤其是在民营企业中，大股东指示员工实施犯罪后“甩锅”给执行者的情况并不鲜见。
三、单罚制的实践弊端
从司法实践看，单罚制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
责任认定片面化：将全部责任归于直接责任人员，忽视了单位组织自身的制度缺陷（如决策机制失灵、监督缺位等），未能从根源上防范犯罪风险。
“替罪羊”现象频发：部分案件中，单位高层通过指示下属实施犯罪，事后以“不知情”为由逃避追责，将基层人员推为责任主体，导致追责范围失焦。
刑罚威慑力不足：由于单位未受到任何制裁，难以倒逼其完善内部管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犯罪预防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变相纵容单位通过“换帅不换庙”的方式持续违法。
四、单罚制的完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优化单罚制的适用：
限缩单罚制的适用范围：目前15个单罚制罪名中，可仅保留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确需保护单位主体职能的罪名，其余案件逐步过渡到双罚制。
全面推行双罚制：对单位犯罪原则上同时追究单位与责任人员责任，通过罚金刑等手段强化单位的风险意识。
引入合规整改机制：对涉罪单位可附条件适用合规整改，由司法机关监督其建立内部合规制度，整改合格的可减轻或免除处罚，实现“惩治+预防”并重。
强化高层责任追究：在单罚制案件中，严格审查决策链条，明确单位法定代表人、分管负责人的监督责任，防止高层通过“指挥—甩锅”逃避追责。
通过上述调整，既能保持对直接责任人员的精准追责，又能倒逼单位完善治理结构，从根本上减少单位犯罪的发生土壤。

作者：汪磊，江苏天地仁和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行政、刑事案件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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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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