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在审讯时援引“奉命行事者为公罪，公罪不究（轻究）”的规则，实则是明代“公罪”与“私罪”区分制度的司法实践缩影。而现代刑法中单位犯罪“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原则，其“责任与行为匹配”的精神内核与“公罪不究”存在法理传承。作为刑辩律师，本文以“公罪不究”为切入点，对比现代单位犯罪责任认定逻辑，剖析二者的关联与差异。

一、明代“公罪不究”的法理内涵解构

明代“公罪”的界定与追责规则集中体现于《大明律》《大明会典》，核心为“因公犯错”——行为人履行职务时因执行上级指令或遵循法定程序违法，主观无私利故意，客观未越权。结合剧情，其法理内涵可从三方面展开：

（一）主观层面：以“无私利故意”为核心区分标准

“公罪”与“私罪”的根本差异在于主观罪过。“私罪”以“主观有私”为前提，如贪腐、报复、滥用职权谋私等，需从严追责；“公罪”则必须“主观无私”，即仅执行上级合法或“表面合法”指令，无主动追求违法结果的故意及谋私动机。剧中严党控制下的基层吏员，仅按指令征收“改稻为桑”赋税，未参与决策亦未侵吞钱粮，虽客观侵害百姓利益，但因主观无私，被海瑞归为“公罪”并主张“不究”。这一规则本质是对“罪过责任原则”的传统诠释，契合“罚当其罪”的朴素正义观。

（二）客观层面：以“职务必要性”为行为边界

“公罪”成立需满足“行为属职务必要范围”。明代司法将“奉命行事”限定为“基于职务职责的必要行为”——不执行指令即违反职务义务，但若超出职务范围或借机实施无关违法（如勒索百姓），则不再属“公罪”。这一界定既保障行政指令执行力，避免基层因惧罪消极履职，又通过“职务范围”防止“公罪”沦为违法保护伞。剧中严世藩等严党核心，既决策“改稻为桑”违法政策，又借机贪腐，超出“职务必要”，故不属“公罪”需全额追责，体现了“行政效率”与“权利保护”的平衡。

（三）法益层面：以“维护行政秩序”为价值导向

“公罪不究（轻究）”的核心价值是维护行政体系运转。明代中央集权下，指令层级传递是治理关键，若对所有奉命行事者追责，将导致基层“无人敢做事”，瓦解行政秩序。因此，该规则并非纵容违法，而是“打击核心违法者”与“保障基层履职”的折中——豁免基层执行者，聚焦打击决策层（如严党），既实现惩恶，又避免行政瘫痪。这种“秩序维护”导向，与现代单位犯罪“打击核心责任人员”的逻辑高度契合。

二、现代单位犯罪责任认定原则的法理建构

我国《刑法》第30、31条确立了单位犯罪“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原则，“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规则，是刑法理论与实践长期探索的结果，法理基础如下：

（一）单位犯罪的本质：“单位意志”的具象化

单位作为法律拟制人格，其犯罪行为是“单位意志”通过自然人的外化。“单位意志”并非成员意志叠加，而是决策机构或负责人基于单位利益作出的整体性、组织性决策。因此，责任认定需围绕“参与意志形成”“推动意志实现”展开，这与“公罪不究”“决策层追责、执行者豁免”逻辑一致，均遵循“意志与责任匹配”原则。

（二）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责任自负与谦抑性

责任自负原则：“谁犯罪，谁担责”，排除株连。单位犯罪依赖自然人实施，故仅追究“直接责任”者；普通员工非意志形成者或积极推动者，追责则违背该原则，陷入“集体责任”误区。谦抑性原则：刑法“不得已而用之”，避免打击范围过广。单位犯罪治理目标是遏制单位违法，而非惩罚所有相关人员。如偷税漏税案中，仅追责决策的财务负责人与实施的会计，普通记账人员因未超职务范围且无主观恶性，追责无必要亦无正当性。

（三）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精准打击与秩序平衡

仅处罚核心责任人员，是“精准打击”与“维护秩序”的平衡。一方面，单位犯罪根源在决策层，打击主管及直接责任人员能切断“意志源头”，如生产伪劣产品案中，追责法定代表人与生产负责人比追责车间工人更能遏制违法；另一方面，单位正常运转关乎就业、市场稳定等公共利益。某大型企业犯罪案中，仅追责决策层可保障企业整改后继续经营，维持数千人就业；扩大追责至普通员工则会导致企业瘫痪，引发社会问题。这种“打击核心、保障整体”的逻辑，与明代“打击严党、豁免基层”维护行政秩序的思路高度相似。

三、二者的法理关联与差异

二者核心关联在于“精准追责”逻辑：均以“行为参与度”“主观恶性”为标尺，划分“核心责任层”与“普通执行层”，仅追责核心层。明代核心层是违法政策决策者（如严党），执行层是基层吏员；现代单位犯罪核心层是主管及直接责任人员，执行层是普通员工，均反对无差别追责。

差异则体现在规则的确定性上：明代“公罪不究”虽有《大明律》原则规定，但“公罪”“私罪”区分及“不究”范围，高度依赖海瑞等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易受权力、人情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现代单位犯罪责任认定有《刑法》及司法解释（如《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标准（参与决策、起主要作用等）清晰，规则客观可操作，减少了裁量随意性。

四、结论与启示

从海瑞主张的“公罪不究”到现代单位犯罪追责原则，本质是中国传统法理与现代刑法的传承与发展。二者均以“责任与行为匹配”为核心，以“平衡秩序与惩罚”为目标，体现“精准追责”的法治智慧。差异在于现代刑法通过成文法与司法解释，将传统朴素正义观转化为规范规则，实现了从“裁量主导”到“规范主导”的转型。

这一传承转型为司法实践提供重要启示：其一，需进一步细化“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标准，避免追责范围不当扩大或缩小；其二，可借鉴“公罪不究”“职务必要性”逻辑，认定普通员工是否免责时，结合“行为是否超常规职务范围”与“主观是否明知违法”综合判断，实现“精准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双重目标。

作者：邢亮，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主要业务方向：刑事、行政诉讼、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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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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