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一、古法之“公罪”

（一）何为“公罪”

公罪：指官员在执行公务、履行职责过程中，因过失或出于公心而非为个人私利所犯的罪行。例如，为完成上级交办的紧急任务而程序上有所疏漏，或决策失误导致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受损。

私罪：指官员为了个人私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所犯的罪行。

（二）“公罪不究（轻究）”的内在精神

鼓励履职，宽容失误：其核心目的在于保护官员的执行力。如果官员在推动公务时动辄归咎，担心承担过重的个人责任，就会导致官僚系统趋于保守、怠政，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责任与动机挂钩：法律惩罚的重点在于“恶的动机”。出于公心、奉命行事的过失，其主观恶性远小于为谋私利而故意犯罪。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在皇权体制下，决策权高度集中。下级官员多是执行者，若对执行中的非主观过错严加追究，有失公允。因此，“公罪轻究”也是对皇权无限向下追责的一种制衡。

（三）在剧中的具体表现

海瑞引用此律，意在为那些执行“改稻为桑”国策而采取极端手段（如毁堤淹田）的基层官员进行辩护。他的逻辑是：这些官员的本意是完成朝廷任务，其罪过的根源在于上级的错误决策和严苛压力，而非他们个人的贪欲。因此，他们应属“公罪”，不应承担最主要的罪责，真正的责任在于制定国策和纵容恶行的上层人物。

二、现法单位犯罪中“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法理逻辑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普遍实行“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原则。

双罚制：既处罚单位（判处罚金），也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单罚制：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

这种“单罚制”与“公罪不究”的思想存在明显的共鸣和显著的发展：

（一）责任主体的精准化：从“身份”到“行为”

古法“公罪”的追责对象是所有“奉命行事”的官员，范围较宽泛。

现法“直接责任人员”则是一个经过严格限定的法律概念。它精准地指向那些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作用的主管人员，以及在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工作人员。这避免了责任范围的无限扩大，体现了“罪责自负”的现代刑法原则。

（二）惩罚目的的变化：从“维护吏治”到“保障经济与社会秩序”

古代“公罪不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和皇权的稳定。

现代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目的则更为复杂：

1、让实际作出犯罪决策和行为的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实现法律的威慑功能。如果只罚单位，罚金最终分摊，对决策者个人不痛不痒，无法形成有效威慑。

2、通过惩罚个人，警示和督促单位建立完善的内部合规体系，从源头上预防犯罪。

3、在许多单罚制犯罪中（如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单位本身可能是受害者或其存在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如国有企业），处罚单位可能损害员工或公共利益，因此只追究个人责任更为适宜。

（三）对“奉命行事”的重新审视：个人意志的相对独立性

海瑞的时代，“奉命行事”几乎是绝对的免责理由。但在现代法律中，“奉命行事”并不能成为完全免责的抗辩理由。

直接责任人员被推定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判断能力。当上级的命令明显违法甚至构成犯罪时，执行者负有拒绝执行的义务。如果其选择执行，则与决策者构成共同犯罪。这强调了现代公民（尤其是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的法律责任感和道德底线。

三、深层思考与平衡

“替罪羊”风险：无论是古法的“公罪”，还是现法的“直接责任人员”，都存在一个核心风险：成为高层推卸责任的工具。在剧中，严党试图让基层官员承担全部罪责；在现代，也可能出现“老板决策，员工顶罪”的情况。法律实践必须通过证据规则和事实认定，穿透表象，追究真正的幕后决策者，避免责任追究的“底层化”和“表面化”。

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分离：“单罚制”不处罚单位，并不意味着单位没有责任。这只是一种立法政策的选择。单位的民事责任（如民事赔偿）、行政责任（如吊销执照）依然可能存在。其核心思想是：刑事责任的“污点”和人身自由的剥夺，应主要由作出犯罪决定的“人”来承担。

系统性犯罪与个人责任的边界：在一些系统性的单位犯罪中，犯罪已成为一种“集体行为模式”，个人在其中可能感到无力反抗。此时，如何界定“直接责任”变得异常复杂。是严格追究每一个环节的执行者，还是主要追究体系的创建者和维护者？这一难题任然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才能有效解决。

四、结论

海瑞所言的“公罪不究”，其精髓在于区分动机、体察情境、追究元凶。这一古老智慧在现代单位犯罪的“单罚制”中得到了继承和升华。

现代法律通过“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现了更科学的跨越：

更精准：从宽泛的“奉命者”聚焦到有决定权和关键执行力的“责任人”。

更理性：承认单位犯罪的特殊性，避免因惩罚单位而牵连无辜。

更积极：强调个人在体制内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不盲从于“命令”和“指示”。

最终，无论是古法还是现法，其共同追求都是在复杂的权力和组织结构中，找到责任归属的平衡点，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责任不致落空，让每一个手握权柄或执行命令的人，都能保有最后的法律和良知底线。

作者：高龙，上海申浩（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西南政法大学江苏（南京）校友会常务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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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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