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所言之“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体现了我国传统法制中“责归于上、恕及于下”的责任分层理念。其核心在于，追究责任应聚焦于决策者，而对无主观过错、仅依命行事的执行者予以宽免，避免责任泛化、牵连无辜。这一思想，与现代刑法中单位犯罪处罚范围的限定原则，具有跨越时空的契合与启示。

一、“公罪不究”的源流与现代转译

“公罪不究”并非对职务犯罪的纵容，而是对责任主体的精准识别。在古代官僚体系中，上级官员掌握决策权，是责任的真正源头；下级若仅机械执行，缺乏意志自由与犯罪故意，则不应承担刑责。这一理念，为现代单位犯罪中处罚范围的限缩提供了历史镜鉴——即摒弃“集体连坐”式的粗放追责，转而聚焦于对犯罪行为起实质支配作用的“关键少数”。

在现代刑法框架下，单位犯罪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法理基础与“公罪不究”一脉相承。单位普通成员，犹如昔日“奉命行事”的吏员，其行为多属职责范围内的执行，既无犯罪决策权，亦无主观恶意。若将其纳入刑罚范围，不仅违背“无责任则无刑罚”的责任主义原则，更可能导致刑罚泛化，损害个案正义。

二、单位犯罪处罚范围的限定依据

借鉴“公罪不究”的治理智慧，现代刑法对单位犯罪中人员责任的限定，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量：

第一，单位独立人格与个人责任的分离。单位作为法律拟制主体，具有独立意志与行为能力，但其意志的形成与实现，均依赖于自然人的具体行为。直接责任人员是单位犯罪意志的发起者与推动者，而普通成员多为流程执行者，缺乏对犯罪行为的实质支配，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责任主义原则的内在约束。现代刑法坚持“无责任则无刑罚”，责任须以主观过错与客观因果为前提。在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明知行为违法，仍决策或积极实施，主观上具备可责性；而普通成员或不知情，或无干预能力，仅依指令行事，缺乏归责基础。

第三，双罚制与单罚制对个人过错的聚焦。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以双罚制为主，既处罚单位（罚金），亦处罚直接责任人员（自由刑或罚金），体现了对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区分。单罚制则更进一步，在单位不适宜处罚时，仍追究决策者的刑事责任，凸显了对“个人过错”的严格追究。

三、单位犯罪处罚原则的司法实践与挑战

我国《刑法》第31条虽明确了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与适用难点。

责任认定聚焦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需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主观明知行为违法、客观实施关键行为、对犯罪结果具有实质作用。然而，实践中常出现以下问题：

职位与责任的错位：有时司法机关简单以职位高低论责，忽视实际参与程度；或因执行者职位较低，即便其积极推动犯罪，亦可能脱责。

集体决策中的责任分散：在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场合，难以辨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人，导致责任归属模糊。

“直接责任”概念的模糊性：法官对“直接责任”的理解不一，易导致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统一与公信力。

四、实现单位犯罪处罚目的的路径优化

处罚单位犯罪的终极目的，在于法益保护、一般预防与责任追究的平衡。处罚范围过窄，易导致“责任真空”与“工具人”现象，无法实现惩戒与预防功能；处罚范围过宽，则可能殃及无辜，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解决之道，在于回归“公罪不究”所蕴含的责任分层精神：以主观过错与客观作用为双重标准，严格区分“奉命行事”与“主动参与”。对仅履行常规职责、无主观恶意、未起实质作用的普通成员予以责任豁免；对决策者与积极实施者，则依法追责，实现精准打击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结语

从“公罪不究”的传统智慧，到现代单位犯罪的责任限缩，刑法对组织体中个人责任的划定，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性的平衡：既不让真正的罪责者逍遥法外，也不使无过错的履职者沦为制度的牺牲品。通过明晰“执行”与“决策”的界限，刑法在捍卫正义的同时，也维系着组织的活力，推动法治向着“罚当其罪、责归其人”的良法善治之境不断演进。

作者：杨光，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业务方向为：刑事、公司治理、公司股权、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及民商事诉讼等。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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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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