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理论内核与实务映射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七章《刑罚的宽和》中，以 “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为核心，批判了封建刑罚的残酷性与随意性，提出 “刑罚的强度应当同犯罪的危害程度相适应” 的主张 —— 这一思想正是现代刑法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的理论源头。该原则在当代刑法体系中被明确确立（如我国《刑法》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既包含 “罪刑相适应”（犯罪危害程度与刑罚强度匹配），也包含 “责刑相适应”（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刑罚轻重匹配），二者共同构成 “罚当其罪、罚当其责” 的完整逻辑。结合司法实务中的常见场景，可从理论内核、实务适用难点与实践价值三方面深化对这一原则的理解。

一、《刑罚的宽和》中的罪责刑相适应：理论内核与现代延伸

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宽和》中强调，“超出必要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正义的刑罚”—— 这一观点否定了 “以刑去刑” 的重刑主义，明确了刑罚的 “比例性” 本质。其理论内核可拆解为三点，且与现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高度契合：“危害程度” 是刑罚适配的基础标尺贝卡利亚认为，犯罪的 “危害程度” 取决于其对 “社会契约” 的破坏程度（如侵害生命权的犯罪重于侵害财产权的犯罪），刑罚需与这一客观危害对应。这一点在现代实务中体现为 “罪质与刑种的匹配”：例如，同样是侵犯财产罪，盗窃 1000 元（一般情节）可能判处拘役或管制，而抢劫 1000 元（暴力胁迫手段）可能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 —— 二者的刑罚差异，本质是 “抢劫” 对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危害（客观危害更重），与 “盗窃” 仅侵害财产权的危害程度不同，符合 “危害程度越高，刑罚越重” 的比例逻辑。

“宽和性” 是刑罚适配的边界约束贝卡利亚批判封建刑罚的 “残酷性”（如车裂、火刑），认为此类刑罚超出了 “阻止犯罪” 的必要限度，本质是对人权的侵害。这一思想在现代实务中转化为 “刑罚的谦抑性”：即使是严重犯罪，也需排除不必要的重刑。例如，实务中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并非一律判处死刑，而是会结合 “是否有预谋、是否手段残忍、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 等因素综合判断 —— 若行为人系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或有自首、赔偿谅解等情节，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而非死刑，这正是 “宽和性” 对刑罚强度的约束，避免 “刑罚过剩”。

“预防目的” 是刑罚适配的价值导向贝卡利亚提出，刑罚的目的是 “特殊预防”（阻止罪犯再犯罪）与 “一般预防”（警示他人），而非报复。这一点在现代实务中体现为 “人身危险性与刑罚的匹配”（即 “责刑相适应”）：例如，同样是诈骗罪，初犯、偶犯若积极退赃退赔，可能适用缓刑（因其人身危险性低，缓刑足以实现特殊预防）；而累犯、惯犯（人身危险性高）即使退赃，也可能判处实刑 —— 二者的差异并非 “罪质” 不同，而是 “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人身危险性）不同，符合 “预防目的” 的导向。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务映射：从个案看 “适配” 的三重维度

在司法实务中，罪责刑相适应并非抽象原则，而是通过对 “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 的三重考量，转化为具体的量刑结果。结合常见案件类型，可清晰看到这一原则的实践路径：

（一）维度一：客观危害的量化评估 —— 以财产犯罪为例

财产犯罪的 “客观危害” 主要体现为 “犯罪数额”，但实务中并非 “数额唯一”，而是结合 “行为手段、危害后果” 综合判断：例如，某地区盗窃罪的 “数额较大” 标准为 3000 元，“数额巨大” 为 10 万元。实务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案例 1：甲盗窃某老人的养老钱 3000 元（数额较大），但老人因钱款丢失无法就医，导致病情恶化。此时，尽管数额仅达 “较大”，但行为造成了 “间接危害后果”（影响被害人基本生活与健康），客观危害程度提升，甲可能被判处 6 个月有期徒刑（而非拘役或管制）；

案例 2：乙盗窃某企业的闲置设备（价值 3000 元），未造成企业生产损失，且乙系临时起意、事后主动归还。此时，客观危害程度较低，乙可能被判处拘役 2 个月，缓刑 3 个月。

二者的差异表明，“客观危害” 的评估需超越单一数额，结合 “被害人脆弱性、危害后果延伸性” 等因素，确保刑罚与实际危害匹配 —— 这正是贝卡利亚 “危害程度决定刑罚强度” 的实务落地。

（二）维度二：主观恶性的实质判断 —— 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主观恶性” 体现为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认知与态度（如故意 / 过失、预谋 / 临时起意、是否悔罪），是 “责刑相适应” 的核心考量：例如，同样是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均达 “轻伤二级”，客观危害相近）：

案例 3：丙因邻里纠纷与丁发生口角，临时起意殴打丁致轻伤，事后立即报警并陪同就医，赔偿全部医疗费且取得谅解。丙的主观恶性体现为 “临时冲动、事后积极补救”，恶性较低，实务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

案例 4：戊因报复前女友，预谋殴打前女友的现男友己，持铁棍殴打己致轻伤后逃跑，且无任何悔罪表现。戊的主观恶性体现为 “有预谋、报复动机、事后逃避责任”，恶性较高，即使同样致轻伤，也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1 年（无缓刑）。

二者的量刑差异，本质是 “主观恶性” 的不同导致 “刑事责任” 不同 —— 即使客观危害相近，主观恶性高的行为人需承担更重的刑罚，符合 “罚当其责” 的逻辑。

（三）维度三：人身危险性的动态考量 —— 以毒品犯罪为例

“人身危险性” 体现为行为人再犯罪的可能性，实务中主要通过 “前科劣迹、犯罪后表现、社会评价” 等因素判断，是 “特殊预防” 目的的直接体现：例如，同样是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海洛因 10 克，均达 “数量较大” 标准）：

案例 5：庚系初犯，无吸毒史，持有毒品系为帮助朋友临时保管（事后如实供述），经社会调查，庚平时无不良行为，家庭监管到位。庚的人身危险性低，实务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

案例 6：辛系吸毒人员，曾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刑满释放后 1 年内再次犯罪），本次持有毒品用于自身吸食。辛的人身危险性高（有前科、系毒品再犯），实务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无缓刑）。

此处的量刑差异，与 “客观危害”（均为 10 克海洛因）无关，而是基于 “人身危险性” 的动态评估 —— 对人身危险性高的行为人判处更重刑罚，是为了通过刑罚的 “剥夺性” 实现特殊预防（防止其再犯罪），符合贝卡利亚 “阻止罪犯再侵害公民” 的刑罚目的。

三、实务中的难点与反思：罪责刑相适应的 “平衡艺术”

尽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实务中已形成相对成熟的适用规则，但仍面临 “量刑均衡” 与 “个案正义” 的平衡难点，这也是对司法者专业能力的核心考验：

（一）难点 1：“同案不同判” 的潜在风险 —— 如何统一 “适配” 标准？

由于不同司法者对 “客观危害、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 的判断存在个体差异，可能出现 “同案不同判” 的情况。例如，同样是交通肇事罪（致 1 人死亡、负主要责任），A 法院可能因行为人 “积极赔偿谅解” 判处缓刑，B 法院可能因 “行为人逃逸后自首”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无缓刑）。为解决这一问题，实务中通过 “量刑指导意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建立 “量刑步骤”：先确定 “基准刑”（基于客观危害），再根据 “量刑情节”（如自首、谅解、前科）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如自首可减少 20%-40% 基准刑，累犯可增加 10%-40% 基准刑），最终确定宣告刑。这一规则本质是将 “罪责刑相适应” 的抽象原则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减少个体判断差异，实现 “同类案件同类处理”。

（二）难点 2：“重刑主义” 的惯性思维 —— 如何坚守 “宽和性” 底线？

在部分涉众型犯罪（如电信诈骗、非法集资）或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如暴力犯罪）中，可能存在 “舆论压力” 或 “被害人诉求” 推动重刑的情况。例如，某电信诈骗案中，被害人人数众多、损失巨大，舆论可能呼吁 “严惩”，但司法者需理性判断：若行为人系从犯、仅参与部分环节且积极退赃，即使案件社会影响大，也应根据其 “罪责” 判处相应刑罚，而非盲目从重。此时，坚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质是坚守 “刑罚的正义性”—— 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残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实务中，司法者需通过 “庭前社会调查”“量刑说理” 等机制，全面评估行为人的罪责，避免因外部压力突破 “宽和性” 底线，确保刑罚既 “有力” 又 “有度”。

（三）难点 3：“新型犯罪” 的适配挑战 —— 如何界定 “危害程度”？

随着社会发展，新型犯罪（如网络犯罪、数据犯罪）不断涌现，其 “客观危害” 的界定往往更复杂。例如，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取 1 万条普通信息” 与 “获取 100 条敏感信息（如银行卡号、病历）”，哪个危害更重？对此，实务中通过 “司法解释” 动态调整 “危害程度” 的判断标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 “敏感信息” 的危害性设定为 “普通信息” 的 10 倍），确保新型犯罪的刑罚适配仍符合 “危害程度与刑罚强度对应” 的核心逻辑 —— 这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现代社会的灵活延伸。

四、结语：罪责刑相适应 —— 正义与宽和的统一

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宽和》中写道：“刑罚越公正，君主越开明。” 这一观点揭示了刑罚的本质：不仅是对犯罪的惩罚，更是对正义的彰显与对人权的尊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理论走向实务，其核心价值正在于：通过 “客观危害、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 的三重适配，实现 “罚当其罪、罚当其责”—— 既不让轻罪者承受过重刑罚（体现宽和），也不让重罪者逃避应有的惩罚（体现正义）。

在司法实务中，对这一原则的坚守，不仅需要依赖 “量刑指导意见”“司法解释” 等规则保障，更需要司法者具备 “理性判断” 与 “平衡思维”：既能看到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也能关注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与人身危险性；既能回应社会对正义的期待，也能坚守刑罚的宽和底线。唯有如此，才能让刑罚真正实现 “阻止犯罪、规诫他人” 的目的，让法治的正义与温度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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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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