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海瑞在审讯中提及：按大明律例规定：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公罪轻究）。

请以此为基础，分析单位犯罪中对人的处罚为何仅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结合现代刑法理念展开思考。

从“公罪不究”到现代单位犯罪中的个人责任界定

——关于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理思考

一、 “公罪不究”的古典智慧与现代困境

海瑞所言的“公罪不究”，其内核在于：当官员的行为是出于履行公共职责、执行上级或朝廷命令，而非为谋取私利时，即使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其个人责任。这背后体现了以下几点考量：

1. 维护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避免官员因惧怕追责而畏首畏尾，不敢任事。

2. 责任归属的模糊性：将责任归于抽象的“朝廷”或“官府”，而非具体执行的个人。

3. “忠”与“法”的平衡：在忠君事主的伦理框架下，为奉命行事者提供一定的法律豁免。

然而，这一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面临着巨大困境。它极易成为“集体无意识”和“上级命令即正义”的温床，导致无人为最终的重大过错负责，形成责任追究的“黑洞”。正如剧中展现的，无数“奉命行事”的叠加，最终可能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的系统性灾难。

二、 现代单位犯罪中个人责任限定的法理基础与进步性

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这一“双罚制”为主的原则，同时将个人责任限定于“直接负责”的人员，体现了现代刑法理念的重大进步：

1. 罪责自负原则的体现：现代刑法的基石是个人责任，反对株连。不能因为某人是单位的一员，就无条件地为整个单位的罪行承担责任。处罚仅限于那些在单位犯罪决策或执行中扮演了关键、直接角色的人，是对罪责自负原则的坚守。

2. 精准打击与司法经济的需要：单位犯罪往往涉及人员众多，如果搞“一刀切”的集体惩罚，不仅司法成本高昂，也难以体现刑罚的公正性。锁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决策者、指挥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积极、主要的执行者），可以实现精准打击，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惩治真正的“元凶”和“骨干”。

3. 对单位犯罪特殊性的承认：单位犯罪是单位整体意志的体现，其利益归属于单位。因此，处罚单位本身（罚金）是逻辑的必然。而对个人的处罚，则是对其滥用单位身份、将个人行为融入犯罪整体的否定性评价。它区分了“为单位犯罪”和“在单位工作”的本质不同。

三、 “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在实践中引发的思考与挑战

尽管法理清晰，但在实践中，这一限定性处罚原则也面临诸多挑战，与“公罪不究”的历史阴影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与冲突：

1. “奉命行事”能否成为免责金牌？

  这是海瑞提出的问题在现代的回响。现代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不能构成免责事由。一个员工或官员，如果明知上级的命令是犯罪，仍然选择执行，那么他就从“执行工具”转变为“共同犯罪人”，应当被认定为“直接责任人员”。法律鼓励并期待公民具备最基本的违法性认知和抵抗勇气。

2. “集体决策”下的责任稀释难题

  许多单位犯罪源于会议桌上的“集体决策”，最终形成“无人决策”或“责任共担”的假象。如何从一系列表态、发言、签字中，精准识别出谁是“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作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对司法智慧的极大考验。这要求调查必须穿透形式，直达实质，避免让“集体意志”成为高级管理人员逃避个人责任的护身符。

3. 对“边缘”与“底层”责任人员的公正性问题

  有时，被推向前台承担刑责的，可能是具体执行的中层干部或一线操作人员，而真正的幕后决策者却利用复杂的组织架构和模糊的指令得以脱身。这就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严格审查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防止出现“抓小放大”的不公现象，确保罚当其罪。

综上，从大明律的“公罪不究”到现代刑法的“仅处罚直接责任人员”，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对个人在集体中责任的认知演变。后者绝非前者的简单翻版，而是在坚持罪责自负、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理念下，对集体犯罪中个人责任边界的精密划分。

这也提醒我们：

· 作为个体，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对明显违法的“公事”保持警惕和拒绝的勇气，不能盲从于“奉命行事”的惯性。

· 作为司法者，必须练就“火眼金睛”，在复杂的组织行为中，精准揪出真正的责任源头，避免责任追究的虚化与泛化。

· 作为制度设计者，应不断完善单位内部治理结构，明确权责，从源头上减少因权责不清而导致的单位犯罪。

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在集体与个人、效率与公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每一个在单位名义下行事的人都能明确：法律，永远是那条不可逾越的最终边界。

作者：苑广晓，上海申浩（南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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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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