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本案案情，笔者认为z某可能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受贿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本案z某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包括：

（一）主体要件：Z 某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体适格

一方面，身份双重性均符合国家工作人员范畴，Z 某同时担任某市工业局局长与下属国有企业董事长。作为工业局局长，其属于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核心职责是履行工业领域行政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等公务，符合国家工作人员基础定义；作为下属国有企业董事长，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经国家机关提名、任命在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职责涉及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管理等公务，而非单纯的企业经营人员。两种身份均满足受贿罪对 “国家工作人员” 的主体要求。

另一方面，职务行为与受贿事实直接关联。Z 某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的行为，依托的是其对下属人员职务调动的审批权（工业局局长的行政管理权）与国有企业高管任免的影响力（国企董事长的人事管理权），均属于 “从事公务” 的范畴，进一步印证主体适格性。

（二）主观要件：Z 某具有非法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的直接故意

1、明知财物具有 “对价性”

宋某作为 Z 某下属办公室科长，在 “五一” 假日期间主动给予 5 万元人民币，结合后续宋某申请调任国企财务总监的需求，Z 某作为长期从事行政管理与国企管理的人员，明确知晓该笔财物并非普通人情往来，而是以 “职务调动” 为对价的利益输送，主观上对财物的 “非法性” 有清晰认知。

2、积极追求 “为他人谋利” 的结果

Z 某在收受 5 万元后，主动将宋某从办公室科长调任下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 —— 该职位属于国企核心管理岗位，薪资待遇、职权范围均显著优于原岗位，是宋某明确追求的利益。Z 某的调任决定，本质是对 “收受财物” 行为的回应，主观上具有积极为宋某谋取职务利益的直接故意，不存在 “过失” 或 “不知情” 的可能性。

（三）客观要件：Z 某实施 “利用职务便利 + 非法收受财物 + 为他人谋利” 的完整行为链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核心前提

Z 某对宋某的职务调动具有直接决定权或关键影响力。从行政层面，工业局作为下属国企的主管机关，局长对国企人事任免具有监督、审批权；从企业层面，Z 某作为国企董事长，直接主导国企高管的任免流程。其调动宋某的行为，本质是利用自身职务形成的管理、支配权，属于刑法意义上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2、“非法收受财物” 与 “为他人谋利” 形成完整因果链

行为时序上：先收受宋某 5 万元人民币，后实施调任行为，符合 “先收受财物后为谋利” 的受贿典型模式，排除 “无对价履职” 的可能性；利益关联性上：宋某调任的 “财务总监” 职位，是其通过给予财物希望获取的直接利益，Z 某的调任决定直接满足了宋某的核心需求，二者存在明确的 “财物 - 利益” 对价关系，符合 “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客观要求（包括谋取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本案中宋某调任虽未明确违反程序，但以财物换取职务晋升机会，本质属于 “不正当利益”）。

（四）客体要件：Z 某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核心准则是 “廉洁性”，即职务行为不得与个人私利挂钩，不得存在 “利益输送”。Z 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取职务利益，本质是将其代表国家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国企人事管理权异化为 “换取个人财物的工具”，破坏了国家机关与国有公司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直接侵犯了受贿罪所保护的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 这一核心客体，同时损害了国家机关与国有公司的公信力。

因此，被告人 Z 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即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主观具有非法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的直接故意、客观实施了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体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滥用职权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一）主体要件：符合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身份要求

1、基础身份认定

Z 某担任某市工业局局长，属于典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备滥用职权罪要求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体资格。

2、兼任职务的关联性

Z 某同时兼任下属国有企业董事长，但其决定划拨土地合作开发的行为，本质上依托了工业局对国有资产（含划拨土地）的监督管理职权，属于 “行使国家机关管理职权” 的范畴，而非单纯履行企业经营职责，进一步印证主体适格性。

（二）主观要件：具有滥用职权的直接或间接故意

1、明知行为违法性

划拨土地的使用需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其用途、流转方式均需经法定程序审批（如转为经营性用地需补缴土地出让金、办理用途变更手续）。Z 某作为工业局局长，对划拨土地的管理规定具备专业认知，明知擅自与开发公司合作开发商用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2、对危害结果的放任

Z 某在未履行合法审批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决定合作开发事宜，主观上明知该行为可能导致国家土地收益流失、土地管理秩序破坏，仍放任该结果发生，符合滥用职权罪 “故意” 的主观要求（含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三）客观要件：实施滥用职权行为且造成重大损失

滥用职权的具体表现：Z 某超越法定职权，未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批、未补缴土地出让金，擅自决定将国有划拨土地与开发公司合作开发用于商用，属于 “超越职权、违法决定” 的滥用职权行为，违反了国家对划拨土地的管理程序。

危害结果的关联性：该行为直接导致划拨土地被违规商用，造成国家土地出让金损失、国有土地收益流失等 “国家利益重大损失” 后果，且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刑法因果关系（若无 Z 某的违法决定，划拨土地无法被商用开发，国家利益损失可避免）。

（四）客体要件：侵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与国家利益

Z 某的行为既破坏了工业局作为国家机关对国有资产（划拨土地）的正常监督管理秩序，也直接导致国家土地权益受损，符合滥用职权罪 “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的客体要求。

因此，被告人 Z 某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要件，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私分国有资产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主体要件：Z 某属于单位犯罪中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单位主体适格性基础

Z 某兼任董事长的企业为 “下属国有企业”，属于《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明确规定的 “国有公司” 范畴，具备私分国有资产罪要求的 “单位犯罪主体” 资格。本罪虽为单位犯罪，但法律明确规定仅处罚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无需追究单位本身的刑事责任。

2、Z 某的责任主体定位

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实务认定标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包括 “直接作出私分决定的单位负责人”“参与集体研究并同意决定的领导”。本案中，Z 某作为国有企业董事长，主导召开班子会议并决定分配 500 万元截留资产，属于对私分行为起核心决策作用的主管人员，完全符合该罪的责任主体要求。

（二）主观要件：Z 某具有私分国有资产的直接故意

1、对资产性质的明知性

涉案 500 万元系企业改制过程中被截留的资产，而改制前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此类资产属于 “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国有资产”。Z 某长期担任工业局局长及国企董事长，对国有资产的界定标准具备专业认知，明知该 500 万元的国有资产属性。

2、对行为违法性的认知与追求

Z 某在明知宋某 “私自截留” 资产的前提下，未依法追回或上缴，反而通过班子会议决定分配给职工，主观上清晰知晓该行为违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积极追求 “集体私分” 的结果，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符合 “明知是国有资产而故意违反规定私分” 的直接故意要求。

（三）客观要件：实施 “违反规定 + 单位名义 + 集体私分 + 数额巨大” 的完整行为

1、违反国家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

国家对国有资产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禁止国有公司擅自将国有资金转为职工福利或奖励资金。企业改制期间的资产处置更需遵循专项规定，截留国有资产并分配给职工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等国家规定，具备 “违法性” 前提。

2、以单位名义实施集体私分

Z 某的行为符合 “以单位名义” 的核心特征：一方面，通过 “召开班子会议” 形成集体决策，体现了单位意志而非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将资产 “分给职工”，覆盖范围为单位内部群体，而非少数人秘密侵占，符合 “集体私分给个人” 的典型表现形式。这一特征也使本案与贪污罪的 “个体隐秘侵占” 形成明确区分。

3、涉案数额达到 “巨大” 标准

私分国有资产罪以 “数额较大” 为入罪门槛，根据司法实践，通常以 10 万元作为 “数额较大” 的起点，而 50 万元以上则认定为 “数额巨大”。本案私分总额达 500 万元，远超 “数额巨大” 标准，完全满足客观要件的量化要求。

（四）客体要件：侵犯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与所有权

本罪的核心客体是 “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及其所有权”。Z 某的私分行为既破坏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秩序 —— 使国有资产脱离法定管控流程流入个人手中，又直接侵犯了国家对该 500 万元资产的所有权，导致国有资产永久性流失，完全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体要求。

被告人 Z 某的行为全面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构成要件：单位主体为国有公司，Z 某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主观上具有私分国有资产的直接故意；客观上以单位名义违反国家规定集体私分 500 万元国有资产，数额巨大；客体上侵犯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与所有权。因此，应当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 Z 某的刑事责任。

作者：郭冰冰，北京市两高(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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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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